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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拿着粉笔(石膏)”(colgesso),是引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形容法国查理八世征服意大利轻而易举所说的俏皮话。据说,在1494年查理穿过意大利时没有遭到抵抗,因此教皇亚历山大常说法国人侵入意大利,手里拿着粉笔(石膏),只要在那里画上标记就能够在那里安营扎寨,而无需拿着剑进行战斗。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2],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澳门威尼斯人赌钱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政体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3],他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到那里去,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者撤换他们。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

澳门威尼斯人赌钱虽然我不打算离开意大利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例,但是我不想忽视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锡拉库萨的耶罗内。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个人被锡拉库萨人推举为军队的长官,他随即发觉那些象我们意大利雇佣军那样组成的雇佣军是无益的,并且觉得自己既不能够保有他们又不能够将他们解散,他不得不把他们全部斩杀。以后,他就率领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外国的军队作战。因此,焦万尼分毫不差地尽了对于他的外甥应尽的责任,使他受到费尔莫市的人们荣耀的接待,请他住到他自己的家里。奥利韦罗托在那里过了几天,为自己将来的阴谋诡计作好了必要的秘密安排之后,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焦万尼·福利亚尼和费尔莫市的一些首要人物出席[10]。当吃过酒肴以及这种宴会所常有的其他余兴完毕之后,奥利韦罗托装模作样地开始发表某种重要讲话,大说特说教皇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切萨雷的伟大,以及他们的鸿图伟业。当焦万尼和其他的人们对于他这个讲话作答之后,奥利韦罗托立刻站起来说,这些事情应当在较为秘密的地方进行讨论。于是他自己退入一个房间里去,焦万尼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跟随他进去了。可是他们刚要坐下来,士兵们就从密藏的地方涌上来,把焦万尼和所有其余的人统统杀了。在这次谋杀之后,奥利韦罗托就跨上马背,在市里往来驰骋,把宫廷中的最高长官围困起来,使他们惊骇恐惧,不得不唯命是从,并且确认由他本人当君主的政府。他把所有那些心怀不满可能加害于他的人们全部杀掉,同时颁布关于民政和军政的新的规章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抵抗一切攻击。

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因此我们的这些君主们,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在气候好的时候从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化(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想到暴风雨,这是人们的共同的短处),到了有朝一日恶劣的气候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虑自己怎样进行防卫。他们希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凌辱之余,召唤他们回来。如果再没有别的法子,这个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于此而忽视其他补救之道,这就糟透了,因为,任何人决不应该因为相信有人日后会使他复位,而自甘倒台。再说,那种情况或者是不会出现,或者是即使出现,它并不给你带来安全,因为这是一种懦夫的防卫之道,而不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澳门威尼斯人赌钱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父亲查理七世由于自己的幸运和能力,把法国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军队武装自己的必要性,于是在他的王国里制定了关于步兵和骑兵的规章制度。但是后来他的儿子路易国王废除了本国的步兵,而开始招募瑞士士兵。正如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这种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错误就是这个王国危难的原因。因为路易国王使瑞士兵享有盛名,于是使自己的士兵灰心丧气,因为他已经把整个步兵废除,同时他的骑兵又仰赖于外国军队,因为法国骑兵和瑞士兵协同作战已成习惯。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瑞士兵就不能够战胜。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没有能力对抗瑞士人,而且没有瑞士人就不敢对抗别人。法国的军队于是成为混合的军队,一部分是雇佣军,另一部分是本国的军队。这种军队整个地说来比单纯是雇佣军或者单纯是外国援军好得多。可是比全部是本国的军队毕竟差得远了。上述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查理七世的制度得到发展或者坚持下去,法兰西王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可是人们没有能够慎思明辨,就开始从事某一件起先看来认为不错的事情,而没有能够察觉其中的隐患,正如我在上面谈到的消耗热病一样。

因此,法国国王路易丧失了伦巴第就是由于没有遵守那些占有领土并且保持领土的人们所应当遵守的条件。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只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至的。关于这件事情,当瓦伦蒂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切萨雷·博尔贾[29]在老百姓中的通称)占领罗马尼阿的时候,我在南特(Nante)曾经同罗阿诺枢机主教谈及[30]。他对我说:意大利人不懂得战争;我就回答他说,法国人不懂得政治,因为如果他们懂得政治的话,就不会让教廷的势力这样扩大。经验表明:教廷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强大势力是由法国造成的,而法国的崩溃是由它们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一条永远没错或者罕有错误的一般规律: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因,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由于他用尽心机否则就是使用武力促成的,而那个变成强大的人对于这两者都是猜疑的。[7]马尔科·奥雷利奥(MarcoAurelio,121—180),罗马皇帝(160—180),以斯多噶派哲学家出名,著有《沉思录》。[6]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原文拉丁文:“Quodautemistidicuntnoninterponendivòsbello,nihilmagisalienuinrebusvestrisest;sinegratia,sinedigmtate,premiumvictoriseritis”(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有出入)。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在意大利丧失了他们的国家的那些统治者,象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1]以及其他的人们,我们在他们身上首先发现,由于上面已经详述的原因,他们的军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其次,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是被人民敌视,或者是,尽管人民对他们友善,他们却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免于贵族为患。君主们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持一支作战的军队,他们就不会丧失他们的国家。

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8]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4]。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5]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6]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2]格拉奇(Gracchi)指由平民选出的有名的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贝里奥和卡伊奥(Tiberio和CaioGracco,公元前163—133,153—121)。二人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121年,在罗马贵族所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乱中被杀害;他们曾经采取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获得人民的坚决支持。

[12]塞蒂米奥·塞韦罗(L.SettimioSevero,146—211),罗马皇帝(193—211)。现在我们回到关于被人畏惧或者被人爱戴这个问题上来。我的结论是: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惹恨,有如前述。澳门威尼斯人赌钱可是人们会问我:罗马教会现在取得了这样大的世俗权力是何因缘?从教皇亚历山大时代上溯,意大利的主权者[1],——不仅被称为主权者的人们,甚至虽然是小小的男爵和主子[2],向来都轻视教会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力,而现今法国的一个国王对它却怕得发抖,因为教会能够把一个法国国王驱逐出意大利,并且使威尼斯人毁灭。虽然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觉得唤起人们回忆一下并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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