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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个新君主解除了他的属民的武装;与此相反,当他察觉他的属民没有武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们武装起来;因为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那些武力就变成你的武力,你过去怀疑的那些人们现在就变得忠诚了,而那些原来就是忠诚的人现在就保持忠贞不渝,并且由属民变成你的拥戴者了。而且,由于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但是当你把他们解除武装的时候,你就开始得罪他们了;并且表明或者由于胆怯或者因为缺乏信义,你不信任他们了;这两条意见无论哪一条都孕育着对你的憎恨。而且因为你不能够永远没有武装,你终于不得不依赖于雇佣军,而他们的性质己见前述;即使雇佣军再好不过,他们也不足以保卫你反抗强大的敌人和被你怀疑的属民。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8]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信誉最好的大网投平台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

信誉最好的大网投平台[16]亚历山大·塞韦罗(AlessandroSeviero,208—235),罗马皇帝(222—235),在一次军事暴动中被杀害。[1]洛多维科(LodovicoSforza,1476—1500),米兰公爵;1499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在位:1498—1515)同威尼斯人结盟,9月11日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科逃亡德国。威尼斯人亦分占米兰公国的三分之一。次年2月在反法国军队的米兰了,因为原先给法国国王打开城门的人民,后来察觉到他们的见解和他们曾经期待将来获得的利益都是上当受骗的,他们不能够忍受新君主的折磨了。[16]路易十二世,法国国王(1498—1515),曾占领米兰,同西班牙瓜分那波利(1500),后被逐。

[9]公元前214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PhilipoⅤ,公元前231—179)与迦太基汉尼拔结盟,对付罗马及希腊各城邦。因此罗马与希腊各城邦结盟。公元前197年罗马人打败菲利普。由是罗马人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在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联盟的请求下,公元前192年叙利亚国王安蒂奥科三世(AntiocoⅢ,公元前223—187)出兵支援希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则请求罗马人帮助。公元前190年,安蒂奥科被罗马人打败,于是年媾和被迫放弃全部小亚细亚土地。其后马其顿复苏,但在公元前186年再度被罗马人消灭,曾帮助马其顿的希腊人亦受到镇压。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16]亚历山大·塞韦罗(AlessandroSeviero,208—235),罗马皇帝(222—235),在一次军事暴动中被杀害。信誉最好的大网投平台因此,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个方法:其一是采取行动,其二是靠思考。关于行动方面,君主除了必须把他的人妥善地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之外,自己必须不断地从事狩猎,借以锻炼身体,习惯于艰苦生活,并且认识各处地理状态,了解山脉是怎样起伏的,峡谷是怎样凹陷的,平原是怎样展开的,还要明了河流沼泽的特性,而且对于这一切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

洛克伦斯居民曾经遭受西奇比奥的一名使者的摧残,可是西奇比奥既没有替他们报仇雪耻,对于使者的横行霸道也没有加以惩罚。这完全是由于西奇比奥性情和易使然。因此,在元老院里想替他辩解的人就说,许多人懂得怎样不犯错误,比懂得怎样矫正别人的错误来得清楚。如果西奇比奥这样继续保持他的统帅地位,这种性情早晚要把他的名声和荣誉葬送掉。但是,由于他是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他这种有害的品性不仅被掩盖起来,而且还使他获得荣誉。[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贬低步兵的声势,借以抬高自己的声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而是依靠受雇佣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为数区区的步兵是不能够使他们赢得声势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供养许多步兵;因此,他们改为依靠骑兵,他们使相当数量的骑兵获得供养并且受到尊崇。结果是:在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中,步兵不及两千人。除此之外,这些将领们还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的劳苦和危险,在战斗中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不要求赎金即予以释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营的周围既不树立栏栅,或者挖掘壕沟,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这些事情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是他们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

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们的农地很少,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但是它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谁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因为所有这些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足供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之外,为着使老百姓得到温饱同时公家也没有损失,它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加之,它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16]亚历山大·塞韦罗(AlessandroSeviero,208—235),罗马皇帝(222—235),在一次军事暴动中被杀害。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满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君主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己抛弃了。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此外,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君主也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并且能够随心所欲给予或者抹掉他们的名声。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11]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尔加莫(BartolomeodaBergamo,1400—1475),自1424年在威尼斯当雇佣军,后任将领,战败死亡。但是在公爵开始拔剑之后的第五年,亚历山大教皇就死了。他给公爵留下了罗马尼阿这个国家,在两个强大的敌军之间,只有它是巩固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而且公爵自己病入膏肓[12]。信誉最好的大网投平台[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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